2006-01-04《明報》B12

香港政改與中央地方關係

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成員    崔偉恆

香港政改與內地民主化息息相關,北京治港思維隨董建華下台雖有質的改變,但一個列寧式政黨始終是一個封閉、拙於改變的政黨,要中國共產黨一時三刻開放中央、地方政權(當然香港特區亦在其中),實在是難過登天。香港政改不是孤立的議題,內地政府的思路始終維繫於一個晚清以來縈繞中國執政者的情意結,這情意結殷海光先生指為天朝模型世界觀。追求上述世界觀,中央政府要透過強化中央政權的權威和力量,來達到統制全國資源,繼而號令天下的長遠目標。要認清香港政改在北京的戰略思維,就要先要明白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歷史脈絡。

●大一統與中央集權思維

中國人的天朝模型世界觀和美國人的天命論(ManifestDestiny)有異曲同工之妙,但兩國歷史發展卻有雲泥之別。為保障中央聯邦政府權威,美國人打了一場比她歷史上參與的所有對外戰爭的傷亡也要多的內戰;近代中國,自1841年以來,當權者不論滿清、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無不想要統制全國,代價當然是內戰未平、外侮又起---一個中國歷史的必然發展。

不過,美國中央與地方的矛盾,透過了最高法院這憲法機制化解,落實聯邦與地方政府的「能」與「不能」,紓緩中央與地方的權力緊張。這種直向(聯邦與地區)及橫向(立法、行政、司法)同時存在的分權概念,在中國一向無市場,鄧老就說過中國不搞什麼門子的三權分立,更遑論聯邦制。Fitzgerald(1994)在〈ReportsofMyDeathHaveBeenGreatlyExaggerated?TheHistoryoftheDeathofChina〉一文就稱,中國當權者都墮入一個歷史怪圈中,認定如果中央政府失去對地方的統馭權力,必會導致國家分崩離析,當權者就是中華民族的歷史罪人,對不起國家民族。從每個北京官員的話語中,例如:港人要顧全大局、港人搞公投等於搞獨立、港人不可以喊還政於民口號,無不滲透出強烈的中央集權國家概念,更甚的是反映北京官員趾高氣揚的「吾即是國家」、「強大政府、弱社會」的大中央心態。

●中央如何解讀歷史發展

認定中央政府失去對地方的統馭權力,必然會導致亂,到時要背起中華民族的歷史罪人的惡名;這個治理國家的觀念,在六四時候,達到極致。擔心一放即亂,國家隨之分解(Lieberthal1995)。六四開槍鎮壓後,全國外弛內張,但兩年後蘇聯的解體卻給予北京一個解說,指如果沒有開槍,中國就會像蘇聯一樣瓦解(Baum1995)。同一個歷史教訓就指,戈爾巴喬夫先開放俄羅斯共和國及其他加盟共和國先行直選總統,令到作為中央政府的蘇聯中央認受性、公信力以至權威大大削弱。在04年11月的中共政治局學習會中,就已經隱見此論調,官方結論指中國要發展國力、在21世紀成為強國,必須有穩定不能亂的國內環境、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統領全國,並舉出美國南北戰爭、日本戊辰戰爭作為例子,指歷史中強權的崛起都需要強大、權威的中央政府作支持。

●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惡性循環

現時香港政改的論爭以至汕尾東洲坑村開槍鎮壓事件、番禺太石村村民集體要求罷免村委會主任事件,其實都源於一個思維。中央既怕亂,又怕放權會導致中央權威下降,這惡性循環謂之「一放即亂、一收即死」。

Lieberthal(1995)指這個放收循環,自80年代改革開放一直纏擾中國政府,經濟政策先行自由化引來精神污染、資產階級自由化,於是中央收權,經濟又一時一潭死水。同樣在政治上,80年代的政治局部開放,導致兩個總書記下台,政治自由化氣氛又隨之而收縮,死氣沉沉。收放循環應用於中港、中央地方關係亦然。安置一個聽聽話話、脫離群眾的董生,搞討好中央的23條立法,弄得一塌糊塗,放權予曾蔭權搞政改,又擔心挾民意自重、尾大不掉控制不了,弄出一個三不像的政改方案。

在中央地方層次,搞反腐,既擔心不搞反腐老百姓會做反,又擔心一捅蜜蜂窩,基層幹部作反,火燒連環至黨中央;搞稅改,既想增加中央稅收,又擔心基層政權無錢又借故剝削老百姓。放權予地方政權,搞活地方經濟,又換來全國單單04年就上千起的民間抗爭事件,收權又加速地方幹部挾資外逃。

●所謂的體制問題

上述種種問題都是國內所謂的體制問題所引致。在一個缺乏民主監督、中央地方權力界限模糊的狀態下,中央怕亂、怕權威受損,不敢實實在在下放權力;下層既要陽奉陰違,又怕既得利益受損。整個體制,存在極大的不合理,中央地方權限衝突缺乏一個如美國最高法院的機制協調潤滑,遇事雙方就己方的利益各自博弈,請問在這個博弈過程中國家利益置於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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