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3-06《信報財經新聞》P13

財政預算是政治不平等的化身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黃偉豪

  筆者在大學教授公共財務的課程,每次上第一課的最大挑戰,就是要說服學生,使他們了解到在現實的世界堙A公共資源的分配並非純為一個有關數字計算的技術問題,而是和政治息息相關的利益分配問題。公共財務和權力往往不能被二分,很多人不擇手段地爭取權力,所為的並不單是擁有權力的滿足感,而是透過權力的擁有,可以左右社會資源的運用,使到自己可以付出最少的代價,即交最少的稅,換取重大的回報,亦即最多政府津貼和服務。因此,財政預算往往是反映現實政治權力分配的一面鏡子。

財政問題反映政府記受性

  就以財政司司長唐英年為例,他的工作困難的地方並非「計數」,要計的話,最頭痛的也是背後利益分配的政治計算。從一個純經濟和數學的技術角度考慮,財爺的工作應是世上最容易做的工作之一。因為,從法理出發,政府有權徵收社會上無限的財富,作為公共開支,政府理應永不會出現財赤和收支不平衡等問題。所以,一個政府的財政出現問題,根本由始至終是一個政治的問題,就是政府缺乏足夠的權威或認受性,在社會抽取足夠的資源,以支持自己的運作。

  財爺唐英年在制定今年的財政預算案的時候,真正面對的頭痛問題就是如何可以在一個政治權力沒有得到再分配的情況下,將香港的財政資源再分配。但由於公共資源的分配只是政治權力的反映,唐英年要負責的其實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mission impossible),答案是否定的,四出面對公眾,也只可以厚茩悼皉a傻笑,及美其名這是審慎理財及量入為出的哲學。

  由於香港的不民主,權力只集中在少數人身上,這個政治特色亦反映在香港公共財務的理財之道。首先,香港的政府規模在先進國家中是十分細小,公共開支佔國民生產總價只是百分之二十左右,比美國的百分之三十,及一些歐洲國家的百分之四十至五十,相距甚遠。雖然這表面上是不想加重市民的稅務負擔,但不少更深入分析的結論是,政府的目的是不想為在政治上權力較小的一般市民,提供太多的公共服務和福利。

稅收與經齊發展無必然關係

  又有人會認為小政府的規模,是為了促進香港的經濟發展。但不少公共財務學者,包括美國麥歇根大學的著名經濟學者Joel Slemrod在其由MIT出版的著作《Taxing Ourselves》中,早已指出稅收和經濟發展根本沒有一個必然關係。理由主要有兩個:第一,政府除了收稅外,還會透過開支來提供服務,因此,單指高稅收就會破壞經濟,並非一個全面和公平的說法。第二,除非世上存在茖潃蚗藿狺Q分相似的國家,稅制成了她們兩者之間的最大分別。否則,稅收很少成為企業決定往哪塈賳磡M發展的最重要考慮。

  除了透過一個比國際標準小的政府規模,來減低對在社會上佔大多數,但在政治上不甚具影響力的一般市民的服務承擔外,很多直接用在他們身上的錢,其實也是間接地補貼商界的生產成本。例如,近年大力推行的教育商業化政策,在大學大量開設由政府出錢的專業學位課程,其實均是用公帑補貼企業訓練員工的開支,並非一心為社會培育有承擔和視野的領袖人才。

  更諷刺的是,雖然商界對於如何使用公共開支,來使自己最終得益有如斯大的影響力,但在交稅上,卻沒有作出應有的承擔,甚至他們基本不在現行的稅網之內。例如,香港是沒有資產增值稅,所以買賣資產,如股票等的收益,根本不被現行的稅制視作收入或利潤。

  市民應認清楚,在權力分配不變下,希望財爺「派糖」,是一個天真的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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