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2-14《明報》A26

政改:作最壞打算,作最好準備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立法會(香港島)議員    陳家洛

這個周末筆者出席台灣傳統基金會主辦的「公民運動與公共政策:台港澳中經驗之比較」研討會。主辦機構形容近年香港出現不少公民抗爭運動,針對奶粉、雙非,以及普選、衝擊公共政策和挑戰政府。簡言之, 「一國兩制」下,香港市民積極組織起形式規模不一的運動挑戰現行的公共政策和選舉制度。

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本是相輔相成的,認識這個基本事實對政不通人不和的香港尤其重要。就2017 年行政長官及2016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筆者向政務司長林鄭月娥指出,公眾期待的是真普選,爭取港人民主治港的巿民不會再被愚弄了,然而「鳥籠式的政制改革」只是掛羊頭賣狗肉及帶來騙不了人的假普選。因此,任何有篩選的行政長官選舉根本不能為香港的管治危機帶來出路,更不可能解決政府和立法會缺乏認受性的困擾。

至今,政府口中所謂「普選大直路」,只是有名無實的官式宣傳口號,一眾對《基本法》和人大決定解話再解話的官員幹部和一批自我定位做「上意代言人」帶香港兜圈遊花園,製造更多更難的障礙,他們做的絕對不是促進普選,而是將法律扭曲成統治者的工具,為的是要操控選舉結果,並試圖將之合理化。

有名無實的官式宣傳口號

林鄭月娥認為行政長官候選人必須「愛國愛港」是「不言而喻」的,但此話何解?其中一個可能性,是《基本法》第45 條所指的「提名委員會」,在中央巨大的壓力下勢必淪為一個篩選、保皇機關,負責剔除有實力但政見不為中央所容的參選人。遺憾的是,在當權者的思維中,就算2017 年的行政長官選舉牴觸了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5 條關於普及而平等的選舉的規定,似乎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天也不會掉下來。筆者擔心,中國就是企圖利用香港的情况來重新界定何謂「普選」,也就是一種「有中國特色的普選」。

在殖民地時代,香港這個城市是個「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香港人乃至港英政府不想被中國動盪的政局牽連。奪目的經濟起飛和物質生活有時令城市的政治輪廓變得模糊不清,但這不代表香港從來都不是一個政治城市。其實,這個城市的政治個性,一直被一個接一個「多數服從少數」的小圈子制度扭曲。一個追求自由、法治、廉潔、人權的城市,卻一直被拒絕民主普選,純粹經濟發展根本不能有效處理這個落後的政治形勢,而隨着梁振英政府的表現由差轉劣,市民不願意信任中央和特區政府、不信任權貴才是正常不過的。

台灣學界特別觀察到中港兩制產生出來的矛盾在不斷擴大,摩擦已經滲入到巿民日常生活各方面,對「政府到底站在哪一邊?」這個更基本的問題產生更多更大的質疑。既然中央欽點的行政長官愈來愈不得人心,中港兩制的矛盾也不可能在操控式的選舉中化解得到。只有一個經過真正競選產生的政府,才有多些機會在「兩制」之間找出維護香港利益和核心價值的立足點,為施政發掘不同的道德基礎,推動社會變革。

明乎此, 今年的國際人權日(12 月10日),沒有慶祝,但有民間團體呼籲市民參與2014 年元旦遊行,為公民自救作好準備,爭取還政於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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